这么多年来，出版业一直在做转型、寻求高质量发展，究竟该往哪里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应该研究什么样的内容，才能使学术界、政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等各个层面拥有一个更好的话语沟通空间？

要想实现出版业转型，就要选择路径，而这些路径其实就是知识服务中的一些重要侧面。

什么是知识服务？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知识服务？知识服务就是以知识搜集、组织、分析、重组的创新和服务能力为基础，根据用户的问题、环境，参与到用户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中，提出有效的知识应用与知识创新服务。

我认为，知识服务的定义应该更加宽泛，最开始，知识服务并不是出版学科的研究方向。在西方国家，知识服务最初被应用于商学院，到了国内以后，则出现于商学院和图书情报领域。可以说，数字出版本质上和数字图书馆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需要进行文本转换，进行数据库、数据平台的建设。

2017年，我参与了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办的数字出版大讲堂，主讲的核心内容就是两个字：用户。出版界要尽可能与知识服务打通连接，否则再过3~5年，对话的平台和方式可能会发生较大的转变。

知识服务的模式包括用户导向、技术导向等，这几种服务模式中，我认为最值得强调的是用户导向。原来的出版机构采用的是资源导向模式，就像一家饭店一样，按照目前的资源库存和厨师所能做的菜品制定菜单，然后让用户从中选择。但是在知识服务的时代，情况已然大不相同，用户成为中心，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用户的需求去进行生产，知识服务的前提条件就是用户导向和用户需求。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上述两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导向，其出发点有很大差异。

知识服务有4个重要特征。第一，知识服务是一种集成化的服务，是对文献服务与信息服务的深化。第二，知识服务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个性化服务。第三，知识服务以知识开发为手段，辅以多种技术进行深化服务。第四，知识服务提供智力型产品，用以解决实际问题。

知识服务所形成的产品有4种类型，第一种是面向内容的，从信息或数据中挖掘出隐含的内容价值，包括对象、数据、知识、信息、智慧。第二种是面向产品的，在内容转换的基础上，通过提取和加工，形成有形的、可储存的知识产品，包括数据库、技术报告、科学论文、宣传材料、政策、标准、规划、信息系统和设备等。第三种是基本服务的，在内容和产品的基础上，提供无形的、可储存的劳动资源，包括讲授、解答等。第四种是分享解决方案，是对内容、产品、服务的内化，包括规划、制度等。

我们团队曾经做过一些知识服务项目，包括国家财政部国有资本预算金和文化基金项目、国土资源知识体系项目、法律知识体系项目、宏观经济知识体系、种业知识体系项目等。一个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可以为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提供智能化的服务；也能为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提供便利，方便与对口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同时也可以在支持服务大数据平台中进行使用。

比如我们做的中国农业科学出版社种业知识体系项目，其中包含10种经济作物及所有种子的结构形成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可以将上下游的所有产业链全部联动起来，从农民到技术人员、行业管理机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种子营销部门，各个环节全部打通。

出版业怎么做知识服务？

南海维权知识服务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我们做了30年。由于南海的争议主要在于资源，包括航行资源、自然资源、各种天然资源，因此我们需要服务于国家海洋局和相关部门，为南海资源的开发提供依据。

同时，在南海相关问题发生争议的时候，我们需要提供可靠的证据和证据链。为什么要做证据和证据链呢？因为外交、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学术成果能够对我国的南海维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学术界很多从事南海研究的专家所提供的证据大多较为孤立，容易被别人质疑或推翻。现在我们提供的材料往往以组的形式出现，更加立体和全方位，有助于把南海相关问题界定得更加清楚、明白。

那么在这样的需求下，出版业应该如何对其进行服务？又能出版哪些产品呢？专著、报刊、舆论动态、档案等都是出版业的优势领域，其中囊括若干年来学术界的丰厚积累，比如在海洋出版社、国家图书馆等地方有大量的南海相关资料存在，这就需要专业的出版人才对其进行一次整理、二次开发和三次挖掘，最后形成一个智库或者说智力支撑。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以后，现在我们已经逐步完成了5个库的建设，分别是文献库、法律库、地图库、影像库、舆论动态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南海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库。之后将要建立的是索引库、外国档案库、南海机构名录库和地理海洋数据库，在上述10个库的基础上进行相互关联，由此形成一个整体架构。

目前我们的研究已经覆盖各个环节，包括信息搜集、信息整理、信息加工筛选、信息分析、信息组织以及最后产品的形成，我们已经掌握从研究报告到反馈评价共13个流程的所有工具，可以做到从爬虫开始到最后的自动生产报告。这是出版业做知识服务可以参考的一个模板，这套工作思路说明，这条路是能走通的。

此外，我们还应该提升出版知识服务基本理论研究水平。出版业应该怎么做知识服务？我们的业界、学界生产了许多成功的产品，做了许多理论上的探讨，推出了许多相关的书籍和文章。那么从实际的角度，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看待知识服务呢？

第一，知识服务不仅仅是内容。知识服务的服务对象是临时性的、有差异性的，它是一个学习者，正在不断地变化，我们要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方案和解决思路。

第二，知识服务是高效的、精准的，是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一个场景化方案。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会随着不同的场景转换，随着战略角度和服务对象的变化，来提供不同的方案。

第三，需要更高层面地考虑国家机关、政府管理部门、外交和国防部门的需求是什么。他们更需要的是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即对现状和问题的分析，并提供对策和多种解决方案。我们做出版知识服务则需要提供最精简、最务实的研究报告，以供相关部门进行后续决策。

第四，知识服务是个性化、及时化、去中心化和去体系化的一种服务。这种服务更加直接，要求更加明确，速度也更快。

第五，知识服务是一种融合内容，它是集数据、技术、运营于一体的创新服务的业态，要精准地把握这个新业态的内容、形式，以便更好地进行出版业与知识服务的融合。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