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21~22日，“学术出版与一流学科建设”国际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本届研讨会由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委员会、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指导，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爱思唯尔、斯普林格·自然集团共同主办。会上，浙江大学出版社（简称“浙大社”）总编辑袁亚春做了主题演讲，讨论了当代学术出版的价值。

“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这是农夫山泉的一句著名广告词。一些出版人在提倡出版摈弃浮夸，老老实实服务于文化界、知识界和学术界的时候，往往也把“搬运工”的帽子往自己头上套。我认为，如果用“搬运工”来形容当下出版工作中的某类基本无策划、无加工、无增值的现象，也许是贴切的；但针对整个出版常态，以“搬运工”自居，那就难免误解甚至贬低了出版本来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忽略了出版本来应具有的知识、学术整合功能。

学术出版的社会功能

就知识体系而言，按中国古代做学问的传统，一般是将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个方面，即“四部”，其思想或知识体系构建也与此密切相关。但自从1450年古登堡发明欧式活字印刷术以来，出版，尤其是学术出版在促进知识整合、学科分类的进程中日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5～18世纪，欧洲知识界基于对通用知识和专门知识不同应用的认知，通过大学课程、图书馆、百科全书这三个重要支撑，构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组织系统。

首先是大学课程，一般从初级的“三艺”（语法、逻辑、修辞），进阶到“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再到“三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最后到“三门高级学科”（神学、法学和医学）。

其次是图书馆，将大学的课程体系变成物理和空间的物质存在。这种存在的主角，无疑就是有明确知识分类的书籍。比如1650年，牛津大学图书馆的目录将书籍分成四大类别：艺术、神学、法学、医学。那个时代最早的参考书目，比如1548年出版的康拉德·格斯纳《汇编》，就是出版印刷商和学者合作出版的，对应于大学课程“三艺”“四艺”

“三学科”，是关于学科分类的一本著名工具书。

最后是出版商和大学教授热衷的“百科全书”，那是为了给大学的学生提供一种融合“三艺”、“四艺”、自然和道德哲学等知识的自主学习课程。出版商将编撰满足各种需要的“百科全书”变成一种专门性工作，甚至有一些著名出版商联合起来，在设置好图书内容和结构的基础上，雇请最著名的学者撰写《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的超级工具书。

由此可见，近代出版，从一开始就天然地与学科、知识的分类与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

作为知识整合主导力量之一的学术出版

中国现当代的出版与欧洲相比，在知识整合、对知识分类和创造中的作用，自然有所不同，但也有充分体现。比如上世纪初以翻译西学为主的出版，就极大推动了“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因出版而得以迅速传播。

当年，严复、林纾、胡适、鲁迅、陈望道等，以及稍后的王亚南、郭大力等人译著的出版，可以说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开了先河。尤其是严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原富》，成为主动引入西方自然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开端。

到了当代，最值得关注的学术出版案例，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规划出版。这套丛书出版计划从1981年开始启动，按哲学、经济、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社会、语言等大类明确学科范围，出版社每隔几年就会邀请各领域权威专家论证选题，选定翻译书单。整套丛书的规模达700余种，836册；仅仅经济学一个门类，就出版了368种名著，可谓洋洋大观。可以说，中国学人，无一例外都从这套丛书的阅读中得到了系统的学术或知识滋养；各门类学科，无一例外都从这套译著里汲取营养，完善体系。

学术出版有多种多样的出版模式，其对知识整合及学科构建的作用也在发挥空间和形式上有所差别。比如，浙大社正在推进并将于2022年完成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作为国家“十三五”重大出版工程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其对学科与艺术知识的系统普及，更多的表现在——以书籍出版为抓手，通过课题研究，将图像与文献整理、编纂，图文制作与编校，以及博士后培养，网络视频传播普及，专题性展览等融合起来，达到出版与学科联动的多重效果。

第一，出版社与人文学院、艺术学院合作，通过专门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摸清在世界各国300余家文博收藏机构现存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分布、数量、文物价值等级，以及资源获取路径等。第二，积极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获得国家正式委托课题立项，明确其学术研究定位。第三，搜罗、组织海内外权威学者加盟编纂团队。比如，著名艺术史学者方闻、白谦慎、傅申，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等机构的著名专家等。第四，项目组参与学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的联合研究，累积艺术研究人才。第五，与印刷制作单位合作，开展艺术品印刷制作技术的深度探索，争取做出全球最优，并获得专利。第六，在学习强国App设置“每日一幅中华名画”栏目，普及美术知识。第七，开启围绕“大系”的各种专题展览，提出各种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议题，比如科学与艺术的关系等。

该项目对学科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即在最齐全、最高清搜集、拍摄制作的基础上，完成出版整套“大系”，这将极大地改善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基础条件；同时，“大系”编纂出版所建构的庞大的高清图像和题跋、印章等数据库，为绘画作品断代、绘画风格演变、藏品流传与真伪鉴别等提供了确凿可靠的依据；其内容涵盖对具体作品的真伪鉴定、画家个案研究、流派风格的脉络梳理、断代或区域绘画史研究等，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古代绘画史知识系统。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改写中国艺术史”奠定基础。

学术出版除关注学科外，还应有问题意识，关注社会重大需求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展开对重大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设计和跟踪。这方面，浙大社最先策划并持续跟进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研究”系列就是一个典范。该系列至今已出版著作两辑，分别入选国家“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第二辑还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浙江大学高水平文科基金资助。

建立知识关联体系是学术出版的重要方向

由于出版天然具有知识运动的属性，以数字化和互联网为背景的知识服务，应该是出版最具发展空间和潜力的方向。展开出版知识服务、学术服务，必须打破书籍与书籍之间的壁垒，从整合出版物内容出发，构建完整的知识关联体系和直接链接，实现知识产品价值的有序流动。

首先，建立有序的知识关联，有利于高效管理知识，提高知识习得的效率；有利于促进内容整合后新的价值实现，以及读者个人知识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提高知识转化率，促进知识的多样化运用。

其次，通过内容的深度解构重组，建立知识关联体系。包括通过多维度标签，建立覆盖知识所有属性的标引体系；通过知识消费者画像，完整呈现知识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揭示知识完善发展的轨迹。

最后，保持知识运动的开放性，整合与书籍内容相关的外部资源，确保知识关联体系的持续更新。

总之，出版不是简单的复制；学术出版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版，它必须融入学术整合和知识创新过程，甚至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背景下，学术出版还必须从出版本质和功能的视角，完整构建知识的关联体系。这种关联体系的建立，对学术出版及其衍生的学术服务、知识服务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