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球各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十四五”规划谋篇布局的一年，同样也是“传统出版业基本完成数字化转型”的成效验收之年。这一年，在宏观政策的指引下，“出版融合”在理论研究和产业实践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整体向纵深前进。但与此同时，暴露的诸多问题也阻碍了进一步发展。本文旨在梳理2020年度“出版融合”宏观政策与产业实践的重要进展，并针对现存问题提出应对思路。

宏观政策提供方向指引

2020年，我国进一步推动“出版融合”纵深发展，完善了常态与非常态时期的相关顶层设计，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著作权法修订、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疫情防控等方面出台了宏观政策，“出版融合”的政策基础日趋完善。与此同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纲要多次提到“出版融合”相关内容，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了路径与方向指引。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加快融合步伐，以先进技术驱动纵深发展。在传统出版由初始阶段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逐步走向较高阶段的“出版融合发展”过程中，融合程度较浅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202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在宏观导向、中观思维和微观实践层面延续已有核心内容，同时对政策进行了深化与细化，对推动“出版融合”纵深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著作权法修订：增加著作权人产品数字化权利，增强数字版权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自1990年颁布实施以来，对于我国著作权的行使与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著作权的保护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需要在著作权法修订中得以体现。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进行第3次修正（简称“新《著作权法》”），新《著作权法》在著作人及其权利、著作权归属、权利的保护期、权利的限制、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转让合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及其保护等多个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为“出版融合”发展进程中的著作权人权利、数字版权保护等提供了法律保障。

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落实文化科技融合，数字化成果加速转向智能化。在加速推进“新基建”的“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文化数据、文化算法与文化体系建设发展成为激发文化生产活力的关键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算法被视为衡量文化企业升级的核心标尺，体系化趋势在文化生产过程中日益显著。出版作为文化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借助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加速融合发展。

2020年5月，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通知》。该文件是继2019年8月科技部、中宣部等六部委在《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加强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后，首次系统全局地部署该项工作，标志着数字时代的文化发展迈入新阶段。

疫情防控：加大数字出版物供给，强化网络出版传播。2020年2月，在疫情暴发初期，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通知《加强出版服务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从指导原则、选题策划、传播渠道、印刷发行等多个方面着手，要求出版机构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这是在疫情防控这一非常态背景下国家对出版界的宏观要求，鼓励出版界加强出版服务，提出紧急出版疫情防控出版物、扩大网上优质出版内容等具体应对措施。

“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持续建设数字中国，实施出版融合发展工程。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出版融合”取得突破性发展，基本实现由“数字化转型”向“融合发展”的迭代升级。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国家相关管理部门以“十三五”规划期间“出版融合”发展成效为基础，分别于2020年底与次年年初提出并深化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与纲要，对“出版融合”未来五至十五年内的发展路径与目标做出了宏观指示。

典型实践助力产业升级

2020年，在“全球抗疫”和“出版融合”双重语境下，出版行业积极应对外在环境变化、承担非常态时期的社会责任，“出版融合”典型案例层出不穷。其中，具有阶段创新性和领域代表性的实践集中于产品体系革新、全产业解构与升级、商业模式升级、作业模式变革、出版共享平台初步建成和出版“走出去”加快6个方面。

产品体系革新：五大出版领域内容与服务模式多元化。2020年初，疫情暴发，居家办公和教学的封闭环境使得用户对于出版产品的内容与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出版融合”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教育出版、大众出版、专业出版、主题出版与大型出版工程五大出版领域涌现出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案例。

教育出版领域。线上教育成为师生落实“停课不停学”要求的刚需，出版数字教材和在线课程成为出版行业增强社会价值、实现商业价值转换的切入点之一。在数字教材方面，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点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简称“人大社”）“人大芸窗数字教材平台”的部分教学资源向社会免费开放。此外，以各大科研院所、高校所属出版社为代表的出版机构在2020年加强了自有教育平台和课程的公益化使用。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慕知悦读”等产品的部分课程资源及重要功能免费向公众开放。

专业出版领域。数据库服务产品加速发展，细分数据库类型不断丰富，服务模式不断升级，进一步发挥了专业资源与学术资源的价值。例如，202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简称“人卫社”）先后启动建设中国医学教育PBL（Problem-Based Learning method）案例库、人卫社中医题库。人大社推出的中国审判案例数据库开展迭代升级工作，对内容、功能和页面进行了全面改造与优化。

大众出版领域。知识课程、有声书、电子书持续增速发展。2020年，全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351.6亿元，增长率为21.8%，用户规模达4.94亿，相较于2019年增长5.56%。电子书与有声书人均阅读量上升5.5%，用户对于高质量产品的付费意愿达86.3%。

主题出版与大型出版工程领域。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相关主题出版物数字化发展进程加快，《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有声书）》《星火燎原·精选本（融媒书）》等主题出版物入选“2020年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大型出版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首批21万条目进入编撰收尾阶段。

全产业解构与升级：技术赋能高质量出版。技术进步是社会变革的驱动力，技术体系融合是“出版融合”的有力支撑。2020年，“出版融合”相关技术研发加速，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赋能出版产业链上中下游，助力数字版权保护工作，推动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出版融合外部网络环境随着5G商用程度的增强得到了改善。第二，嵌入出版全流程的人工智能技术，在疫情防控背景下进一步推动了应急出版工作的开展。第三，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领域尤其是数字版权保护工作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商业模式升级：直播电商、短视频推动营销渠道立体化。2020年初疫情暴发以来，直播电商与短视频加快重塑信息传播和产品消费格局，成为提振经济的新支点。许多出版机构充分利用直播电商、短视频，通过跨界营销实现了商业模式的转型升级。具体来看，直播电商与短视频从以下三个方向推进了“出版融合”的发展进程。

一是由出版社内部编辑和发行人员发起的“带货”直播。2020年4月，人民日报新媒体、抖音、今日头条等联合发起“都来读书”活动，人民文学出版社、人大社、果麦文化等23家出版机构连续三天在抖音开展售书活动。此举增强了消费者的出版物购买意愿，盘活了出版资源。二是以当红主播、出版物作者为主的宣传活动。疫情期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这就是物理》通过薇娅直播间销售，10秒销量达5万套。由此可见，借助当红主播的明星效应，直播电商为出版机构带来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三是通过“云逛书店”“云游出版社”等方式塑造品牌形象。2020年3月4日，由上海悦悦图书有限公司与旗下志达书店共同发起的“云游出版社”项目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展了第一场，该场活动共获得超7万点赞量，总观看人数近2400人，上架图书之一《鼠疫》卖断货。

总体而言，对于出版业来说，直播电商、短视频的营销新模式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部分传统出版机构尚未摆脱传统路径依赖，营销模式相对单一，传播渠道呈现扁平化、线性化特征，难以应对新型商业模式的冲击。另一方面，新形态对应的“触达-行动”模式有助于重构用户触达方式，简化变现步骤，集聚垂类流量，并加速实现用户商业价值。

作业模式变革：减少成本，提高效率。受疫情影响，很多出版机构利用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办公，把工作场所从现实场景转向虚拟的“网上出版社”，从选题策划、审稿、编辑加工、排版、校对、美工设计到出版物样品制作，全部在网络上完成，只有到了印刷环节才从虚拟场所转向现实场所。基于此背景，部分出版机构重塑出版生态链，实现了作业模式变革。新型工作方式极有可能彻底改变传统的出版作业模式：第一，它可以极大地节省办公场所，减少了办公成本；第二，它节省了员工上下班路上的时间，减少了时间成本；第三，它可突破过去由于物理空间分割造成的交流障碍，将各个环节集中于虚拟空间，听到不同部门、不同环节的意见和要求，减少了交流成本；第四，由于网上数据传输速度的加快、网上编校系统的成熟以及信息透明带来的沟通顺畅，极大地提高了出版各环节的工作效率。通过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作业，极有可能会成为未来出版业的一种理想作业模式。

共享出版平台初步建成：整合资源，重塑生态产业链体系。“平台融合”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方向之一，建设共享出版平台有利于实现媒体融合进程中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共享出版平台能够打通出版机构、作者、读者等主体之间的壁垒，缩小信息差，助力出版战略一体化布局与资源系统化整合。中信出版集团在共享出版平台建设方面较具知名度与代表性。据其2020年年度报告显示，已有11家机构与策划人签订了“共享出版平台计划”合作协议，签约选题32个，出版新书15种。

出版“走出去”加快：云书展、多语种数字出版服务全球抗疫大局。受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多个国际书展纷纷取消，中国出版社海外分支机构发展遇阻。为了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出版“走出去”的新挑战、顺应国际出版业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出版业结合实际情况调整发展策略，通过云书展、多语种数字出版等形式服务全球抗疫大局，体现了中国出版业在国际视野下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2020年9月26日，第27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简称“图博会”）于线上开启。这是创办34年以来，图博会首次开展“云书展”。本届图博会为相关主体提供了版权贸易、出版展示和专业研讨等多类服务，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展商以线上方式完成注册、上传版权图书。

“出版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中国出版业在“出版融合”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出版融合”基础理论研究欠缺，学理支撑不足；侵权盗版严重、执法力度不够；一些出版机构（即微观运营主体）的出版融合盈利模式比较模糊，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适应“出版融合”的新型人才严重短缺，人员结构不合理等等。因此，在“十四五”规划期间，要保持出版融合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学界要加强“出版融合”基础理论研究。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学界应在原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厘清“出版融合”的概念，为学术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研究人员应注重判辨已有文献中的概念使用情况以及产业界的发展趋势，加强对“出版融合”的学理性研究和分析，充分发挥理论的前沿性、预见性、前瞻性，并用来指导产业实践。此外，应加快“出版融合”相关学科学理的建设步伐，争取获得实质性进展。

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出台保障“出版融合”发展的公共服务政策。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管理部门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出台与出版业相关的公共服务政策，帮助出版业尽快恢复生机与活力。例如，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开展“云出版”“云阅读”等活动，将原本依赖线下物流体系的出版环节转至线上。同时，“减免房租”“减免税收”“提供财政补贴”等政策可以有效减少疫情对于实体书店的负面影响。

此外，管理部门应在新《著作权法》出台后及时跟踪评估，检验实施效果，并根据新的发展形势继续完善数字版权保护法律体系，加大侵权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为，为“出版融合”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产业界要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出版融合”商业模式。随着疫情防控工作进入稳定期，如何重构常态化发展模式是出版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抗疫期间的出版物免费使用模式在非常态时期能够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但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出版机构要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找到适合自身情况的融合发展之路。把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AR/VR、虚拟仿真等新技术与出版有机结合，进一步推进出版机构的产品体系革新、商业模式升级、作业模式改革，实现从传统出版向“融合出版”的跨越。

教育界要加强“出版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在“出版融合”发展进程中，传统出版人的知识结构陈旧，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出版融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对于融合感到无所适从，知识储备不足。因此，复合型出版人才培养是推进理论构建、完善宏观政策、进行产业升级的支撑环节，起到贯穿各类主体、勾连不同要素的作用，是“出版融合”未来发展不可忽视的改革方向。

长期以来，出版教育界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内容和知识结构老化，满足不了业界对复合型出版人才的需要。因此，出版教育界应借助国家建设“新文科”的契机，加强对新知识生产范式下的学科体系研究，从传统的以内容编辑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向数字内容策划与编辑、新传播技术研发与运用、新型出版的经营与管理三者有机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变，尽快适应行业发展需要。

出版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文化活动，自诞生至今一直承担着传递信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弘扬真理、确立信仰、促进社会进步等功能。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出版逐步走向融合发展。“出版融合”并没有改变这些功能，而是强化了这些功能。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上，“出版融合”步伐在加快，但仍要遵循信息传播的一般规律，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原则，推出更多精品力作。

*原文刊载于《科技与出版》2021年第6期，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