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拟出版近期出版工作者撰写的论文集,约我写序,我欣然提笔。作为一名四川资深的出版人,对新一届版协重视出版理论研究,延续过去多年做法,举办第八次出版理论研讨会,开展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大讨论,并将其中的优秀论文集结出版,对此,我十分赞赏,理当支持。尤其是在向“十四五”跃进的特殊时间节点上,我也想借此机会做些提醒和建议,故写下这段缠绕心中的话,是为序。
随着时间的年轮悄悄转入国家发展新的一个周期,振兴四川出版也开启了新的征程。如果说,我们在振兴四川出版的第一阶段还有所作为,那么,未来的路其实更难走。因为,原来我们从谷底出来,稍一使力,不论往哪个方向都能上升,现在到了半山,欲望多了,岔路多了,反而更加迷茫,很可能千回百转,很容易踏入陷阱,最终可能走不出来,冲不上去,这正是四川出版未来的隐忧所在。因此,如何走好振兴出版的第二步,更考验着四川出版人的智慧。
在我看来,虽然前面的路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我们还是要抓住出版的根本。
以好书赢得效益,以效益赢得地位
出好书,在文轩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还得再强调。人类的出版史,就是由一部部优秀作品串联起来的历史。四川出版能够流芳于世的,能够让人铭记的,既不是某个领导的高见,也不是出版社的长短,而是那些能够直抵人心的作品。所以说,四川出版不论处于什么位置,都不能忘记我们的根本职责是出好书。
五年前,振兴出版起步之时,面对四川出版好书太少的问题,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用好书去接触读者,打开市场,实现效益,奠定地位。如果说那时我们强调出好书还有一点被迫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更应把出好书作为自觉的行为。今天我们追求的高质量发展、融合发展、双效益发展,都是以出好书为基础的。没有源源不断的好书作为支撑,看似华丽的出版大厦终会轰然倒塌。
有了好书,并不会自然带来效益。从好书到效益,需要迈过市场这道坎,要经历一个“惊险的跳跃”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对图书“好不好”的检验,又是对出版社“能不能”的考验。今天我们的出版社面临着更多的竞争对手,既有来自行业内的竞争,也有来自行业外的竞争,既有针对图书的竞争,也有针对内容的竞争,要实现效益难,要超越对手更难。但是,这些困难并不是我们才有,只要做出版都要面对。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迎难而上,不但书要出得好,还要卖得好,推广得好,通过市场的考验来赢得两个效益。
这几年,我们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好书不是评出来的,而是市场检验出来的。市场代表读者需要,市场检验图书效益,市场证明出版能力。市场,是我们必须冲破的一道屏障,是我们必须抢占的制胜高地。我们的出版社一定要把精力用在正确的地方。
好书的效益如何,要用指标来表达。衡量一家出版社的发展水平,需要对多种指标进行比较。我们常说,出版社不仅要自己与自己比,看有没有进步;而且还要自己与别人比,看进步有多大。只有在这样纵横的比较中,才能看出出版社的真实水平。如果我们的出版社自己与自己比,好书、效益年年都有进步,但与别人比,行业地位没有进步,甚至被别人超越,那你的发展也不如人。“振兴”是一个相对概念。振兴四川出版的过程,就是不断超越竞争对手的过程。只有在动态的较量中不断升位,并保持位居前列的态势,才是振兴。因此,追求地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面子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文化强省建设的发展道理。
所以,振兴四川出版,我们始终要围绕“好书”“效益”“地位”这三个关键词来开展我们的工作。
以专业打造好书,以效益体现担当
如何才能出好书?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说,出好书要依靠专业性,或者说专业水准。这个专业性,并不是指要出多少生僻、晦涩、高深的作品去显深奥,而是要体现出版人的专业工作水准,出版社的专业化出版能力。做出版,站在每一道工序后面的,都应该是专家。策划编辑要对国家大势和读者需要有独特的理解,文字编辑要对书稿内容有专业的把握,美术编辑要根据内容进行专业而独到的设计,营销发行则要找准市场需求和营销对象精准发力,所有这些工作,都要在一个“专”字上体现出版的价值。否则,我们的图书与网络碎片化信息无异,出版社的路子怎么走,谁还愿意为出版买单?
专业性是出版社发展壮大的唯一途径。从一株幼苗长成参天大树,关键是根扎得有多深。根深才能叶茂,根深才能抵挡风雨,根深才能结出硕果。出版的道理也是如此,只有我们把出版的根扎入市场这块大地,深入到读者大众之中,才能茁壮成长。
出版的根怎么样才能扎得深?按照物理学上压力和压强的道理,压强大小,关键不在于使了多少“压力”,而在于一定的“压力”用在了多大的“面积”上。相同的“压力”,作用的“面积”越大,钻得就越浅,作用的“面积”越小,钻得就越深。这提示我们,做出版只有把有限的“压力”作用到最有效的“面积”上,“专”字当头,用“专家”的眼光,“专注”各自的出版领域,“专心”做好自己的产品,为读者提供“专业”价值,才能在市场中钻得更深,才能发展壮大。
从现实中来看,优秀的出版社不一定每个门类都强,但一定在某个方面有自己独到的专业特长,在出版界独树一帜,从而赢得行业和市场的认可。
如果说好书要靠专业精神来打磨,那么效益则是出版人担当精神的体现。今天我们讲担当,很容易进入政治语境,最后变成空洞的口号。口头上讲得头头是道,实际上不作为的情况不在少数。对四川出版工作者来说,怎么体现新时代的担当精神?就是实现四川出版的振兴。没有出版的振兴,你不管怎么说有担当精神都显得空白无力。
振兴四川出版,就是要把两个效益都搞上去。经济效益是基础、是指标,社会效益是前提、是目标。两个效益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是相互促进的。在出版导向正确的前提下,“经济效益是社会效益的具体指标”。把经济效益搞上去,不仅解决了出版人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出版人有了更大的实力和底气去做更多体现社会效益的产品。如果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不好,甚至工资都发不出,你说能创造出什么好的社会效益吗?所以,未来四川出版的振兴,我们仍然要心无旁骛,拒绝各种诱惑,毫不动摇地抓好经济效益,把企业的积累用在出版主业发展上,用在社会效益的创造上,用在文化价值的传承上,用在出版阵地的坚守上。
克服内卷习性,开阔出版视野
最近有一个社会学热词,叫“内卷化”,说的是一种表面上热闹、但实际上停滞的状态。内卷化有几个特征:一是无效益的竞争。看似轰轰烈烈,大家都很努力,相互之间竞争激烈,但是相互抵消,形成的发展能量不多;二是无发展的增长。增长是量的积累,发展是质的提升。就像我们在农业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促进了农产品“量”的增长,却没有带来“质”的提升和改变;三是低水平的重复。就像工业流水线生产,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天按部就班,每年总能完成任务,却看不到什么让人振奋的新气象。
客观地说,四川出版既有一定程度的“内卷化”状态,更有“内卷化”的思维习惯。过去我们喜欢自说自话,自我表扬,自我陶醉,结果年年抓出版,出版年年一个样,就那帮人,就出那些书,就那点效益,平庸而心安理得,僵化而不思进取,四川出版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落后了。
这几年振兴出版,这种“内卷化”的状态有所改变,但是思想的残留并没有清除,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习惯意识很容易回潮。所以,在振兴出版的第二阶段,我们需要突破这种思维上的藩篱。
一是树立更高的目标,用高目标来激励斗志、鼓舞士气、推动发展。省委给文轩提出了全国地方出版集团前三的目标,文轩也对旗下各家出版社提出了三年内进入本专业领域“前七”的目标,这个目标对有些出版社来说不易实现,但向目标奋斗的过程就是我们四川出版振兴的过程。
二是突破发展局限,到更高的平台上去参与竞争。四川出版的竞争力主要不是体现在内部竞争,而是对外竞争。因为四川每家出版社都处于不同的细分领域,需要超越的是同行中的对手。我们的出版社要开阔眼界,要学习借鉴别人的长处,明白自己与高手的差距在哪里,从解决问题入手突破我们的发展局限,抢占行业制高点,形成全新的发展态势。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有点成绩就沾沾自喜,那只能局限在现有出版层面,上不了更高的台阶。
三是鼓励出版跨界创新,融合发展。出版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不过不同的时期创新的着力点不一样。从今天的出版环境来看,不论是出版资源还是出版内容,不论是出版流程还是出版技术,不论是出版产品还是出版市场,都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可以说出现了百年甚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版活动早已超越了传统出版的范畴和边界。今天的出版,需要通过跨界创新,走融合发展之路,才有属于自己的未来。
以硬实力支撑地位,以软实力引领发展
四川出版,只有通过出好书,把两个效益搞上去了,才能壮大自身实力,才能赢得在全国的地位。效益起来了,实力强大了,地位也就上去了。当你很弱小的时候,往往门可罗雀;在你强大起来的时候,常常门庭若市。实力强大了,对优质出版资源的吸引力和掌控力就更强了,在出版市场的影响力就起来了。所以,振兴四川出版,必须抓经营、抓管理,努力提升两个效益,不断壮大经济实力,把出版社做强做大。
除了上面说的“硬实力”之外,我们还要强调“软实力”。四川出版要再上新台阶,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要有软实力的滋养。如果说硬实力主要靠指标数据说话,软实力则主要靠出版底蕴赋能。为什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这样的出版社,不需要介绍卖了多少书、盈了多少利,只要把牌子一亮,读者和市场就信服?就是因为它们拥有深厚的出版底蕴,它们的作品特质、它们的不凡气度、它们的精神涵养,不需要过多张扬,大家都感受得到。
出版软实力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时期的历史积淀。提升四川出版的软实力,要加强出版文化建设。我们出版单位,在从事文化建设和传承工作的同时,也要形成自己独特的出版文化。出版文化看不见、摸不着,但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出版人的思想和行为,浸润于出版产品和服务,向市场传递着我们的价值观、审美观和对读者的态度。振兴四川出版,我们不但要推出大批引领潮流、市场接受、双效俱佳的图书产品,还要建设具有时代先进性、行业引领性和思想激励性的四川出版文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四川出版人敢闯敢拼,在改革发展中走在时代的前列,成为与湖南出版齐名的地方出版劲旅,也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出版文化,成为几代出版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今天的四川出版文化是什么,现在大家比较模糊,这是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去总结和提炼。
当前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不断地研究总结我们发展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学习行业领先企业的先进经验,牢牢把握正确的出版方向,尽量少走或不走弯路,不断丰富出版理论,提升出版理念,以优秀而深厚的出版文化为出版实践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从这个意义讲,四川出版要强起来,产学研都要强。在发展产业的同时,要把我们的出版学科建设起来、出版研究能力提升起来,要像出版社“赛马”一样开展对标,瞄准国内一流水平,建设国内领先的出版教学和科研基地。目前新华文轩在与相关高校合作的基础上,已经搭建起了一批人才培养平台和科研平台,比如“文轩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出版融合重点实验室”、“出版业科技与标准综合重点实验室”等,我们要切实推进相关工作,早出成果,早见实效。
最近,文轩启动了全国性的出版博物馆建设工作,这是四川出版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我们希望,通过把代表行业最高水准的出版博物馆建设好,将四川出版文化建设推向新的高度,成为中国出版文化建设领军者之一,在中国出版业发展史上留下四川出版人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川出版需要来一场精神上的跨越
振兴四川出版实施五年了。这五年来,代表四川出版的文轩出版,市场排名实现了跨越,从全国的末尾阵营追到了前10位;出版利润实现了跨越,从巨额亏损发展到盈利过亿元;畅销书数量实现了跨越,销售超过10万册的图书,从最初的2个品种增长到60多种;出版“走出去”工作实现了跨越,版权输出数量从85项增长到400多项。这五年,四川出版收获满满,得到了行业的尊重、市场的奖励、读者的认可和领导的肯定。
五年来,我们以出好书为中心,强调销量、利润,关注地位、排名,扭转了长期阻碍四川出版发展的思维模式,这对推动四川出版产业的起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要明确,振兴四川出版有着深刻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出好书、卖好书是振兴四川出版的核心,但并不是全部。在我们出好书、卖好书的指标数据已经有很大改观的今天,我们需要把振兴四川出版的眼界放得更宽,把第一阶段尚未顾及到的问题提上日程。在我看来,振兴四川出版不但需要一场产业上的跨越,还需要来一场精神上的跨越。
今天,我们的产业发展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我们的效益、地位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危险,产业发展丝毫不能松劲。此时我们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我们只有用四川出版的经验、主张、理念和思想成果,去回答和厘清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我们才能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因此,今天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建设属于四川出版自己的精神家园,
比如,我们在骨子里把自己看成什么?是偏处西南的地方出版企业,还是全国性的出版重镇?是四川出版历史的守望者,还是未来出版路上的追梦人?
再如,在年复一年推出大量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坚守什么样的出版理想?面对纷繁复杂的出版环境,我们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出版初心?面对日新月异的消费潮流,我们是否敢于站在读者一边,以读者期待的方式为读者提供阅读服务?身处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出版业,我们是习惯于做简单重复的“匠人”,还是勇于创新的出版家?
还有,今天的四川出版人应该怎样去书写新的出版传奇?我们能否以兼济天下的气度、百川归流的包容赢得海内外作者的信任?面对读者越来越挑剔的目光,我们应该秉承什么样的出版态度?
这些精神层面的问题,是产业发展本身解决不了的,同时,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又是产业发展的加速器。
我想,站在四川出版新发展阶段的入口,我们既要坚守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也要建设出版人自己的精神家园。四川出版需要来一场思想上的大激荡、大碰撞、大解放,完成出版风格上的塑造、出版心理上的成熟和出版理念上的升华,从而通过产业和精神上的双跨越实现四川出版的真正振兴!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四川出版,生生不息,让我们来一场精神上的跨越,拥抱四川出版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