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作为编辑，以上所说的不过是一小部分职责而已。作为编辑，任何一个角色都无法逃避吗？是的，但千万不要以为他们都是闷闷不乐的受虐狂。事实上，在不同人面前扮演不同角色，正是编辑工作的乐趣和挑战。“如果编辑拿起一部作品时没有丝毫期待，或许就不该继续待在这一行。”

每个人眼中的编辑都有不同面貌，因此我们几乎无法用寥寥数语来概括“什么是编辑”。此外，编辑的分类方式简直不胜枚举，如个性、体型、背景、兴趣，甚至像眼睛颜色这样毫无意义的特征都可成为分类标准。如果外在形式的分类令人迷惑，那么我们不妨从作者对编辑恐惧或期望、厌恶或欣赏、鄙视或尊敬的种种素质着手吧。

出版社编辑基本上同时扮演着三种不同角色。首先，他们必须多方搜寻，挑选可以出版的好书；第二，他们还得进行编辑（没错，不管你听说多少编辑面临财务压力、受到财团的无情干预，以及商业目的压倒文学品位等种种事情，他们依然要做书稿编辑工作）；第三，他们在作者和出版社之间，扮演着“雅努斯” 的角色，在作者面前代表出版社，在面对出版社时又代表作者。

作者：[美]杰拉尔德·格罗斯 著，齐若兰 译；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6月

编辑的首要角色——搜猎者，是他能否建立声誉获得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尽管每位作者收到编辑的拒信时，都会深感屈辱，但编辑的职责本就不是毕恭毕敬地接纳每一部被交到手中的作品。编辑渴望拿到好书，如果拿起一部作品时没有丝毫期待，或许他就不该继续待在这一行了。无论筛选的过程延宕多长（据统计，每五十份初稿或出版提案中只有一份会被接受），职业生涯中最振奋人心的时刻总是发现一本好书，或买下一部好作品时。

作者都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发掘的，但并不清楚编辑们搜寻的触角伸得有多长。经纪人自然是首先跃入脑海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过去五十年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众图书都是由经纪人代理的。众所周知，找到一位好经纪人和找到一个好出版商同样困难，因此，胸怀大志的作者就面临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但是不要忘了，经纪人有许多潜在的市场出路，而编辑只是其中一种，因此经纪人比编辑掌握着更多的出书机会，也更具才干。

曾经有一位著名出版商在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幅精美的刺绣，上书：“出版商和经纪人的关系，恰如利刃之于喉咙。”这已是许多年前的事。如今编辑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和经纪人打交道，我们不应该再把这种交往看成是宿敌间的决斗，反之，如果把编辑和经纪人看作三角形的两个支点，那么作者自然就是那个顶点了。没有任何一位编辑的交际图能覆盖所有经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双方都会倾向选择曾合作成功、更为志同道合的对象。是的，双方的关系往往通过已被滥用的商业午餐来建立，因为这时候不会被电话或传真干扰。

当然，编辑撒下的网必须比纽约和加州的经纪人圈子更大。作家会议、写作班、大学校园、文学杂志和通俗杂志、旗下作家认识的其他作家、为挖掘新人进行的国内外旅行以及外国出版商—这些都只是编辑需要耕耘的一部分。运气自然不可或缺，但促成编辑与作者的碰面，直至签订版权协议也需要一些合乎逻辑的“意外”。拿我来说，不过因为在大学城居住多年，就结识了好几位令人赞赏的作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一旦开始出书，往往就会在出版商建议下很快地签订一位经纪人，因此，经纪人也在扮演着搜猎者的角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由编辑构想生发的作品，尤其是非虚构类图书。出版圈里常有传言：某位作家正在寻找创作灵感，而某位编辑正好握有适合的传记题材或当下热门的争议性话题，或者是编辑已有最初的构想，正在试着寻找适合的作家继续生发。麦克米伦出版社（Macmillan）的编辑斯科特（Cecil Scott）建议的写作题目后来演变成著名作家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作品《八月炮火》（TheGuns ofAugust），便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系列作品是诱使作者签下意外之约的又一法宝，它们往往出自编辑或出版商创意无穷的头脑。著名编辑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在双日出版社（Doubleday）任职时，因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出版形式“大众平装书”而备受赞誉。

作者：[美]巴巴拉·塔奇曼 著，张云岱 译，理想国 出品；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时间：2018年8月的确是有编辑会议、带来惊人灵感的论坛、雅典式的交谈、相互的支持，但同样有诽谤中伤、哗众取宠、看似恭维实则不加掩饰的奚落。这些秘密会议通常很短，严格来说非常令人厌烦。但除了必不可少的日程议题和会议记录外，正如众人皆异，每个出版社的编辑会议也大不相同。从高层正式做决定的会议，到让相当一部分人参与谈论行业八卦的自由会议，无论性质如何，编辑会议都以自己独有的特性来界定编辑，尤其是根据编辑选择在会议上呈现什么提案、建议和观点。共同之处在于，编辑会议会谈论很多有关出版社的情况，关于给编辑部门和编辑个人施加的重压、给予的信赖、做决定的过程、出版社的风气和斗志。与会者本质上很谨慎，除了邀请营销部、版权部、公关部和其他部门的同事，理论上只许编辑参加，将来有望合作或有抱负的作者若想知道更多关于出版社的内幕，只能自己细心查访。

编辑的第二个角色是扮演不断找碴的治疗师或化平凡为神奇的魔术师。无论你怎样看待，编辑所做的或者说应做的，是作者的亲友、甚至配偶都没有能力或不愿去做的事。他需要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作品，给出详尽而坦率的评价和中肯的修改建议。这时，编辑就化身第一位真正客观的读者，他不仅要为作者提供建设性的帮助，也在无形中道出了将来书评家、读者和市场对这本书（尤其是非虚构类作品）可能的反应，为作者提供修改依据。

编辑应该向作者提出两个基本问题：你是否在表达心中所想？你是否尽力表达得清晰圆满？也许乍看会觉得这两个问题太过狭窄，只要思考得略为深入，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涵盖了一切—词句是否拗口、冗繁，主人公是否有莫名其妙的行为破坏小说的张力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经过广泛的、无拘无束的讨论，而所有负责任的编辑都会认同，作者才是最终的决断者；正如知道何时提修改建议一样，知道何时放手也是非常高明的编辑技巧。

这一切是否都能在平和友好、有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当然不是，就像谈恋爱时总不免会有争执，当编辑感觉迟钝、蛮横专制或作者固执己见、听不进别人意见时，往往会导致版权数度易手，无法成功出版。不过这类人终究会得到教训，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们合作。更本质的问题是，到底现在还有愿意全心投入、勤勤恳恳的编辑吗？至少我相信，尽管商业压力与日俱增，家庭式出版社日渐式微，读者口味迅速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但还是能找到尽忠职守的好编辑。我们无法把选书编辑的努力和最终的出版物分隔开来，就像无法将血肉和骨头完全剥离一样。由此看来，尽管经济形势、工作环境和安逸程度都大不如前，编辑人仍然一如既往地热爱工作，否则就不会选择这个行业了。

编辑的审美趣味本质上要不拘一格，对非虚构类图书来说更是如此。有个聪明人曾不无揶揄地说：“一个优秀编辑可以就任何话题和你谈上五分钟，但再多一分钟，他们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如果想成为一个好编辑，兴趣广泛绝对比主修任何科目（包括语文）都重要。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只要很有技巧地问新作者几个问题，他们就被唬住了，以为你懂得很多；另一方面，一段时间之后，大多数编辑都会慢慢发展自己热衷的领域，不管是马匹、歌剧、马戏、伟大的战役、运动、烹饪还是园艺。这就需要消息灵通的作者自己来选择志同道合的编辑了。

功能之三——扮演双面人占据了编辑大部分的办公时间，因此他们在下班后才真正有空进行阅读和编校，而且大都是在晚上和周末。我得重申：你必须热爱这项工作才能做下去。永无休止的报告、通信、电话、开会、商业早餐、午餐、晚餐、公司内外的大小约会等等，都让马不停蹄地协调作者和出版社关系的编辑如一扇快速转动的旋转门。

和出版商打交道时，编辑是作者的首要支持者。起初是编辑对这个小说或选题感兴趣，然后是出版社通过方案，谈判合约，进入文稿编辑、校对、印制直到销售和新闻发布等具体出版流程。其间，编辑通常会尽量让相关人士多方参与。这样做有双重目的：一是令出版社同事对这本书和作者产生兴趣；二是让作者看到，出书不只靠编辑一人之力，而是许多专业人士通力合作的结果。另外，世界不会按理想状况运转，假如遇到作者拖稿、财务危机或其他各种复杂的意外状况，以致无法完全按照合约规定的进度出书时，也需要编辑出面为作者辩护。

编辑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能否清楚而有说服力地表述一本书的优点。解释出版理由，确定图书基调，编辑报告、书目、封面勒口文案直到新闻稿，都要靠编辑最初的表述。对大多数编辑来说，撰写文案才是真正的苦差事—同让一段新颖动人的广告语在每年五万多本新书中脱颖而出相比，编辑一份糟糕的稿子可能还有趣得多。每年两至三次的订货会也是编辑的一大考验，满怀热情的编辑必须在一群面有疑色的销售代表前卖力地说明新书的卖点，这真比撰写报告还要痛苦百倍。

如果编辑要向作者传达出版社的意见，就得扮恶人了。有时，编辑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向作者解释为什么出版社不能在《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上为他的新书刊登全版广告、无法在书中放彩色图片、无法批准巡回宣传的差旅费、无法同意任何没有把握收回或出版社负担不起的支出，以及其他一些无法应允的小小要求—经济学在此刻看来真是一门阴暗的学问。隐藏其后无法忽略的声音是：一家出版社要同时面对很多作者，无论时间、精力或资源都必须好好分配，就像一夫多妻制并不公平，却是某种生活现实。当出版社为某位作者或某部作品付出了额外的心力，如文字编辑熬夜加班，宣传文案灵光闪现，或拓展出预期之外的特殊渠道时，编辑有责任将这一切告诉作者。

假如我们试图厘清编辑人在美国扮演的角色却略过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社（Charles Scribner’s Sons）的珀金斯，就像撰写一部航空简史，却全然不提莱特兄弟一样荒谬。因为编辑过海明威（ErnestHemingway）、 菲 茨 杰 拉 德（F. ScottFitzgerald）、 沃 尔 夫（ThomasWolfe）和其他名家的著名作品，珀金斯已是家喻户晓。每当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总会引起一片“后继无人”的感叹。几乎没有编辑认为自己能与珀金斯比肩，但说句公道话，假设珀金斯活在今天，他可能也得心不甘情不愿地在哄骗经纪人、竞标版权、发掘新人、不时分心处理各种琐事上耗去很多时间，而无法好好编辑手边的稿件。可以说，今天的珀金斯必将更加辛苦。

电影《天才捕手》讲述了天才编辑麦克斯·珀金斯发现天才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过程

尽管如此，珀金斯仍是编辑行业不朽的典范。只要是对编辑行业或编辑与作家的关系略感兴趣，都应该读一读《编辑写给作者的信：珀金斯书信集》（Editor to Author: The Letters of Maxwell E.Perkins）。信中传达的温暖语调、流利的口才、对作者的高度理解、温和而有说服力的建议，都是值得后辈仿效的典范。英国评论家康诺利（Cyril Connolly）在谈及沃尔夫和珀金斯的文章中，对编辑不吝赞美：“显而易见，美国的出版人是一支高度敬业的团队：他们忠诚、宽厚、极其勤勉；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作者或倾心的作品，而非攀附权贵；他们知道如何让自己成为遍体鳞伤也不改初衷的信徒、律师、审计师、巫师……”事实的确如此。另一方面，正如萨尔（Mort Sahl）所说，未来编辑的角色必然会发生改变。财务压力会迫使出版社逐渐增加外编以缩减全职编辑的人数。今后我们需要的编辑究竟更多还是更少其实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一方面，普通人的语言水平逐步退化，不肯在精确地遣词造句上花功夫，加上文字处理机的广泛使用，意味着有必要做更多的编辑工作；另一方面，“谁在乎这些”的声浪也未曾削减。

亚德利（Jonathan Yardley）在近期发表的一篇长评中说，科技终将入侵编辑部。这也是很多人一直以来共同的疑问，为什么编辑工作不完全靠电脑完成呢？关键在于，只要编辑工作依然是建议性而非强制性的过程，就必须留下清晰的修改痕迹。在创作或改写自己的作品时，文字处理机无疑是老天的恩赐，但对待别人的文稿，毫无痕迹的修改就会显得失礼并造成混淆。从这个角度来看，除非未来出现更经济、更易操作的软硬件，容许编辑在页面空白处评注、标示删改等，否则在纸稿上用便利贴注明修改建议还是比用电脑修改更实用可行。无论如何，编辑人仍将沉浸在编辑工作所带来的欢乐与悲伤、满足与挫折之中，希望他们在幕后的默默努力会为即将诞生的图书带来确实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