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图书品种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出版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也日益显露，不容忽视的还有一直存在的库存问题。开卷监测数据显示，2014年1月-2017年10月，年销量小于10本的图书在全部图书品种中的占比为45.19%，可见近半数以上图书动销率较低；而从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数据来看，2016年图书滞销比例高达72.30%。这些“血淋淋”的数字如果变成一本本书被码放在眼前，用“铺天盖地”来形容似乎也不为过。

其实，不少图书的高库存都源于选题决策的失误。有些选题不是非做不可，有些图书也没必要印那么多册。新经典文化（简称“新经典”）副总裁黎遥常对新经典的编辑们说，做选题之前先问问自己：“如果错过这个选题会不会遗憾？这本书做出来你愿不愿意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以及父母儿女？你有没有充足的信心，你的亲戚朋友会在搬家时带走这本书？”

选题机制健全，从源头控制库存

选题决策机制是库存问题的源头，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库存控制得比较好的出版机构都有严格的选题评估机制，如制定相应制度、严控选题标准、建立选题库等。

首先，选题会是出版机构进行选题筛选的第一关，也是库存控制的制度保障。出版机构的选题会通常可分为明确的选题三审制、业外资深人士参与评估选题以及业务相关人员全员参与三种模式。

对于传统的出版机构来说，明确的选题三审制是使用比较广泛的选题制度。中华书局、浙江人民出版社（简称“浙江人民社”）、上海音乐出版社（简称“上海音乐社”）等都采取了这种制度。责任编辑先从选题价值判断、同类产品调研和差异竞争优势等方面对选题进行评估，然后由编辑部内部以及市场部进行讨论，最终交由社编委会决定。

业外资深人士参与评估选题，相比出版机构自己讨论决定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选题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将精品路线定义为核心运营理念之一的新经典，有一个人员完全不固定的机构，有点儿类似于选题委员会。这个“选题委员会”的成员除了新经典内部的一些资深出版人外，还会根据情况吸纳部分业外专业人士。这种选题筛选机制与明确的选题三审制可以交叉进行，如上海音乐社在选题复审阶段，会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约请专家对选题进行审读判断。

有一些出版机构的选题会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会要求业务相关人员全员参与，春风文艺出版社和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简称“磨铁图书”）都采取这种选题会模式。围绕如何将选题的市场作用发挥到最大化，磨铁图书会对选题进行两次分级：初步分级在选题会上完成，从版权角度出发，将选题划分为重量级和非重量级，重量级选题的操作进度和流程需实时监控；再次分级发生在图书上市之前，基于图书内容、调性与市场营销资源的匹配度进行划分，全员参与选题会有利于调动各方资源，实现销售最大化。

其次，设立并严格把控选题标准是筛选精品选题的前提和基础。几乎所有的受访对象都强调，选题的首要标准是坚持正确的导向并要与出版机构的风格相匹配，正如浙江人民社总编辑虞文军所说：“人民社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越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越是要坚持意识形态责任制，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出版导向和价值取向，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据了解，中华书局有一套每三年修订一次的产品战略，这一产品战略与中华书局的出版总方向“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介绍说，为落实精品化出版战略，中华书局通常会拒绝大量自然来稿，更多的是主动组约专家稿件。上海音乐社社长、总编辑费维耀则表示，该社的选题研发会按照“三纵一横”发展纲领执行，所谓“三纵一横”是由古典音乐、传统音乐、舞蹈艺术这“三纵”结合少儿教育这“一横”构成的。这一发展纲领是该社现阶段长期的、基础的选题申报指导原则。结合这一指导原则，该社年度出版计划会注重不同板块的选题配比，从选题的来源、题材、用途、受众等方面加以规划。

最后，建立选题库等技术手段是避免选题同质化进而产生库存的有力补充。磨铁图书总编辑魏玲表示，磨铁图书有自己的选题资料库系统，系统中会将选题进行拆解分类，进行细分管理。这些选题会按照不同的类型维度进行一二三级分类，假设一个关于拖延症的选题，一级分类会被分进励志类，二级分类会被分进方式方法类，三级分类会被分进时间管理、效率类。通过资料库，编辑在进行前期市场调研时，既能看到市场上同类产品的情况，也能看到内部同类选题的申报情况，从而进行更加精准的分析。

细节决定成败，加印要少量多次

库存问题是一个全产业链问题，选题虽然是源头，但解决了源头并不等于解决了所有。选题筛选控制得再好，库存书都是有可能产生的。正如黎遥所说，做书如同做菜，如果材料（选题）质量很高，但后期火候（运营）等环节出现了问题，同样做不好，“且一些引进图书还容易出现‘水土问题’，在国外销量高并不意味着在国内市场就能表现好”。出版机构在选题筛选机制上日臻完善的同时，还要注意以下细节：

从选题策划开始，树立精品意识。第一，少做常规选题，多打造精品。编辑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魏玲估计，一位策划编辑一年只能做10-15本书，而不论是常规选题还是精品选题，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相差无几，都要3-4个月，既然这样，那些可做可不做的常规选题，不如不做。

第二，拒绝公版书，拒绝同质化竞争。跟风、重复出版是图书市场的乱象之一，也是大量无效库存产生的原因之一。据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显示，2018年1季度重复出版选题涉及文学、哲学、历史、古汉语启蒙、生物等七个门类。其中，文学类数量最多，共有450余种。黎遥表示，新经典基本不做公版书，因为做公版书容易让编辑变懒，攒一攒就能完成。做一个新选题要比做公版书难得多，因为新选题、原创选题不仅可以使编辑时刻保持敏锐的头脑，更能保证他们不断成长。

从管理机制出发，确保选题精品化运作。精品化运作的前提在于要保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拒绝跨部门操作选题。中华书局为了保证一个选题能够被做到极致，除了剔除不符合产品战略的选题外，还坚持专人做专事，古籍中心不能跨部门和板块去打造大众类畅销书选题。这有利于保证选题的专业性和精品化，进而保证市场反响，减少无效库存。

从市场角度来看，图书推向市场后，谨慎决策加印数量对控制库存非常重要，尤其是第一次加印的册数。“图书产生无效库存，说到底是出版机构经营能力的问题。如果一本书两年内才能卖出3000册，首印就印了3000册，那肯定会产生库存。”顾青的这句话点出了当下出版机构严把选题关时需要注意的又一细节，也是无效库存产生的又一重要“病因”——印数。

中信出版集团原常务副总裁兼COO卢俊曾表示，产生库存最重要的节点是图书第一次加印时。如果一本书上市首周、首月的销售成绩非常好，出版机构极易产生市场预判乐观、盲目加印的问题。究其原因，黎遥表示，在宣传前期，出版机构敲锣打鼓、加大力度地为新书造势宣传，很容易将该书的目标读者与潜在读者一次性消耗掉。所以，即便是再好的选题，也容易在第一次加印时栽跟头。魏玲建议，加印最好要少量多次，且最好有实时的销售数据作为支撑，及时掌握图书的动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