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君按书价，似乎总难逃脱被社会诟病的命运，出版机构极容易被攻击是为获取暴利而故意抬高书价，通过高定价“剥夺”了大众的阅读权利云云。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袁亚春认为，书价的决定不能仅仅以成本为依据，还必须充分考虑市场需求的因素。出版者得在做市场细分的基础上，考察预测价格与有效需求的关系，也即价格弹性，从而建立科学的定价策略和机制。
▌袁亚春，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据最近公布的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2016年全国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8%；人均图书阅读量7.86本，成年国民人均每天读书时间20.20分钟；51.6%的国民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比33.8%更愿意“手机阅读”的比例高出17.8个百分点。这表明，近年来国家倡导全民阅读，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但国民阅读倾向的结构，还是持续在改变，2016年与2015年相比，国民图书阅读率增长仅0.4个百分点，而数字化阅读率增长达4.2个百分点，尤其是手机阅读接触时长增长更为明显。
阅读倾向和行为，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需求层次和文化消费能力，同时也折射出人民在消费偏好、心态上的不同价值取向。
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依然较低，或者其增长远不如手机等新媒体，原因很复杂。比如，经济发展及人民收入水平依然不算高，恩格尔系数还维持在较高位，也即在收入支出结构中，满足吃、穿等低层次生活需求的比例依然较高；人们对满足跟自身发展相关的“生产性”消费重视不够；相较于电子书低廉的价格，纸质书价格过高，超出人们的消费心理承受能力；等等。尤其是书价，似乎总难逃脱被社会诟病的命运，出版机构极容易被攻击是为获取暴利而故意抬高书价，通过高定价“剥夺”了大众的阅读权利云云。
事实真是如此吗？
书价的决定不能仅仅以成本为依据，还必须充分考虑市场需求的因素；而图书市场中是有不同消费群体的，所以出版者得在做市场细分的基础上，考察预测价格与有效需求（销售数量）的关系，也即价格弹性，从而建立科学的定价策略和机制。但按我的观察，多年来出版单位对图书定价的科学性基本没有增进，社会对书价问题的认识也基本停留在“感性”的层面。
图书利润空间狭窄的根源
仔细分析，作为传统产业的出版业，其利润空间其实非常狭窄，应对能力也是有诸多局限的。
首先，从六十多年出版行业价格管理的历史上看，出版社早年在价格上可以发挥的余地并不大。
1954年，按照苏联的定价办法，制定一个定价标准，正式实行国家对定价的集中管理。1956年文化部颁布《全国出版社一般书籍、课本正文定价标准表》等，确定了正文分类别、按印张定价的模式，规定一般书籍正文定价分11大类，每印张定价从四分六厘到两角不等。1984年开始，国家只规定自然科学与技术、社会科学两大类图书定价的上限与下限，前者为八分至两角三分，后者为七分五厘至一角六分。1988年开始，国家适度下放定价权限，对一般图书规定定价利润率不超过10%，而对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定价权下放给出版社。
就算书价定价权下放，出版社也不能盲目提价而对10%的定价利润率有大的突破。这里的制约因素，最重要的还是来自市场。图书毕竟不是大米、食盐，家家户户必备之物，书价高了，图书消费者不买帐，出版社就只有一条路，把废书当废纸卖，甚至，连废纸也卖不痛快，因为这是牵涉到国有资产的处置，国资、税务等部门不会置之不理。
按照目前一般出版社的定价标准，普通70克纸，每印张定价2元至3元左右 （这个定价标准，大概也就比十年前提高了50%左右而已）。这样，其稿酬、排版印刷费等直接成本大约占定价的30%，基本工资、组稿费、管理费、广告、营销等等间接费用分摊15%-20%，发行环节的商业折让40%-50%，这样算下来，出版毛利（税前）也就注定在15%之内了，经验值是5%-10%之间。这5%-10%的毛利，还要扣除总定价13%的增值税（抵扣后，大致折合4%的税收成本），以及25%的企业所得税。想想看，剩下来可以供出版单位支配的纯利还有多少呢？
应该讲，目前出版单位能够维持生产码洋5%-10%的税前利润率，就是属于比较正常甚至丰厚的赢利水平了。纯粹的学术出版，其盈利水平就远远低于此数，甚至是负利润。近年来，随着小型造纸企业的关停并转，以及国际纸浆价格的上扬，纸张等材料价格持续上扬，出版单位若不及时调整书价水平，其盈利空间将更加狭小。事实上，2016年新书定价水平有超过10%的增长，只不过这10%的增长，依然抵消不了出版成本，包括薪资和印制材料的增长，图书定价的“洼地”现象依然存在。
其次，从市场需求来看，图书产品并非日常必需品，2016年，我国图书零售市场的总规模只不过是701亿元。即便已有的市场容量，也主要是由大量功能性读物所构成，明白地说就是课本、童书、教学辅助读物、考试书为主，可以说，在细分市场，课本、文教类图书几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
图书消费中，不但功利性阅读占了主导，而且随着网络等现代媒体的兴起与发展，“浅阅读”逐步代替深阅读的趋势也不可逆转，这样，真正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学术类、文化类、生活休闲类图书在文化消费市场的相对空间也似乎越来越狭小。人们可以动辄花上万元的钱购置笔记本电脑，而会为是否花50元的钱买一本《国富论》犹豫不决。更有甚者，有些爱美的女性朋友可以花上几千上万块钱买一件阿玛尼、香奈儿时装，压在箱底而不心疼，却可以为花20元买了本印制或文字有错误的图书而耿耿于怀，好事者甚至可以一纸诉状，将出版社、书店告上法庭。
是电脑真的比图书更能得到有效信息和知识吗？是压箱的服装真的比图书更能让女人看起来美丽和优雅吗？回答这个问题很难，肯定与否定的答案都让人感到有点沉重！
出版社自然是逃避不了推动社会阅读风尚的责任。因为你担负着为人民提供高尚的精神食粮的使命，但你提供的东西没人要买，它不够有用，不够有吸引力，特别是价格也没有低到人们心理承受能力之下，这肯定是人们不买书的重要原因之一。你因此没有行业利益可分享，还没有落下个好名声，这本也没有好埋怨的！到了极端，行业做不好，走人，关门，这也是正常的事。
但问题是，出版社作为社会的微观主体，靠自己的努力是不是就能启动图书消费的市场？是不是简单地把图书价格降下来，就能吸引众多的潜在读者前去买书了呢？
事实上恐怕也不尽然。
如何根本上改变图书的消费格局
毋庸置疑，出版社定价机制是没有真正科学完善，甚至定价尚没有在出版管理中提升到一种“策略”的高度。但一旦真正将定价作为一种经营策略，纳入到科学管理的运行机制轨道上，这样的结果，显然不一定就是书价的简单降低，而是书价构成的理性归位，明白的讲，就是不同品类、不同读者群体的图书，有不同的定价准则，该降价图书必须降价，该提价的图书依然要提价了。
总体而言，图书价格是高是低的判断，表面看是一种社会现象和观感，其实更应是建立在行业、企业经营的理性分析和决策的基础之上。在目前图书定价增长远远低于衣食住行价格增长的情况下，其价格总水平其实并不高，因而它并不是出版行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你若去比较一下国外图书，港台图书的价格，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出版者的重要使命还是在于真正下大力气，策划、编辑出版一大批高质量、高水准、高信息量、高趣味性的好书，提供给社会，尽可能以此来刺激和带动人民的消费欲望，出版社也从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的过程中，获取合理的利益回报。
真正要从根本上改变图书的消费格局，除了出版者的努力之外，社会，包括政府，也有很大的作为空间。比如，即使像美国这样有高阅读倾向的国家，政府还是会从预算中拿出一笔不小的钱来支持、倡导国民阅读。出过国的人，只要有心都能发现，无论是飞机上还是火车内，几乎所有的乘客在等待或行驶过程中都手捧小书在专注阅读，尤其是一些年轻人，那神情足以让大声喧哗的我们无地自容！
国民的阅读倾向是一个国家文明和素养的重要指标，而要提高这种素养，政府、社会（包括媒体）、出版者、个人，都有发挥作用的各自范围和责任。近年来，政府在倡导全民阅读，尤其是服务于农村阅读方面有了一些作为；主流媒体也在宣传、推广好书，倡导阅读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不可否认，一些热衷于追逐八卦、热点的媒体则依然只停留在吵作“话题”的阶段，对此缺乏深度的政策和产业理性分析；出版者也大多只能从产业利益出发，所持的观点和策略也往往难以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
2016年年底，国家层面首个《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正式发布，明确了国家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对“十三五”期间推动全民阅读的重点任务及时间表、路线图，都做出了安排。这显然已经将推动全民阅读，从一般的倡导引向了实质性的操作。
国家的规划，其精神必须被渐次传导到大众，才是有效果的。媒体正面的“推波助澜”，文化部门基本文化设施的建设，都不可或缺，出版单位对之也不能视而不见，首先就要出好书、出精品，以此来满足各类读者的阅读需求，尤其是大众健康的精神文化需求，当作自身最核心的工作内容。与此同时，还要遵循市场的科学规律，寻找出版物价格与市场之间相互作用的合理机制，建立适应这些规律与机制的、灵活变动的图书价格体系。
只有这样，出版单位的作为才算是跟市场期待相一致的，出版产业的发展才能走在一条理性健康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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