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社出版的《文化与教育的双重历史变奏--周洪宇文化教育史论》已于2012年1月正式面世，该书由周洪宇教授撰写。该书的书评于4月2日在《湖北日报》的文艺评论版发表。

全文如下：

不独有声流出此会归沧海助波澜

——评《文化与教育的双重历史变奏——周洪宇文化教育史论》

张建东

周洪宇教授撰写的《文化与教育的双重历史变奏——周洪宇文化教育史论》（下文简称《史论》）一书已于2012年1月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先睹者，笔者深浸其中，思绪良久难平。著者深厚的学识、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广阔的学术视野无不流淌在字里行间。著作集中反映了作者30多年来在文化教育史学领域的所思所想与学术追求，是近年涌现出来的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在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宏伟目标、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出版，可谓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首先，本书注重文化史与教育史的“联姻”。著者认为，文化是教育的本源、基础、内容与精魂，教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播载体、手段与途径，二者相互含蕴、渗透与影响，密不可分。而且，从广义上来说，教育本身就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活动也“不是生物水平上的遗传，而是社会文化的积淀”，因此，教育史研究理应被置入一种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这种认识与著者独特的学术经历密切相关。周洪宇教授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自1978年3月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就开始追随史学大师章开沅先生、张舜徽先生等人研习历史，以后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教授，这些经历不仅锤炼出他深厚的史学根基，也使其在学术上具有恢弘的国际视野，在跨学科研究领域更显得游刃有余，主张文化史与教育史联姻就是例证。这种视域转换也为文化教育史研究注入一股清新之风，本书被命名为“文化与教育的双重历史变奏”，其深意正基于此。书中的文化史人物陶行知个案研究单元，也集中体现了这种尝试。作者不再仅仅把陶作为一个中国近代史上公认的教育家去研究，还从其人生经历、宗教信仰、文化理念、文化创造、人格精神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深入探讨了陶行知在20世纪中西文化撞击与交融的背景下，在吸收与批判外国文化、继承与摒弃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最终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的抉择，并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书运用文化史结合教育史的新视角，立体、真实、生动地呈现了陶行知一生对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最终得出了“陶行知是20世纪综合性的文化伟人”这一令人信服的结论。

其次，叙事史范式的运用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叙事史范式是一种将教育历史研究内在于文化经验或情境之中，把实践场域中的文化体验、经验感悟、事件见证带回理论场域，通过对教育经验的故事性讲述来赋予其意义的学术实践，它也是联接文化史与教育史的理想纽带。著者以人的活动为中心，把研究的重心从问题取向转向生动的历史场景，通过历史叙事强调文化教育史学的历史感知与人文意蕴，这也使本书的可读性大大增强，并增添了文化教育史学的魅力。如作者在叙述陶行知受传统文化熏陶时，曾提到陶行知幼年时对唐代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酷爱白居易与杜甫的作品。但因家贫无钱买书，他就向同学汪采白的父亲汪纪修借唐诗来抄写吟诵。一次汪先生问他：“唐朝诗人中，你最推重谁?”陶行知不假思索地答道：“白居易、杜甫”。汪先生又问：“为什么？”陶说：“白诗通俗，杜诗沉郁。他两人诗的风格虽不同，但多感时之作，喊出了人民的呼声”。作者借用这段精彩对话成功描绘了陶行知自幼在白、杜二人的熏陶下，培养出了强烈的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诸如此类的深度细节描述在本书随处可见，读来令人兴趣盎然。

最后，本书融研究与应用于一炉，力图打通历史、理论与政策。著者由于身兼专家学者和全国人大代表等多重角色，在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召唤下，长期以来形成了“理论与实务双线作战”的风格，恪守“学者是本色，学术是生命，实务是经历，代表是职责”的人生理念，以“工作研究化，研究理论化，理论实践化”为学术旨归，这些在书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著者认为：国家法定假日应增加传统文化节日（如清明节、中秋节等）内容，因为节日具有很强的“仪式”教化功能，国家应该把它当成弘扬优良传统文化和培养公民效忠国家的载体。这一建议2006年3月“两会”期间著者向全国人大提出后，很快得到国家采纳实施。又如著者通过对中国考选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对当今的高考制度进行审视，针对高考招生中出现的诸如录取名额分配不当、分数线严重倾斜等热点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该研究曾以《我国考选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兼谈我国重点高校录取名额投放问题》为题发表在《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上，并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教育学》2006年第7期全文转载，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在社会上反响强烈。

总之，著作以丰富的史料、灵动的笔触、开阔的视野、开拓创新的精神集中展示了著者30多年来在文化教育史学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确是近年来教育史研究的一部力作。笔者相信，著者在学术上的不懈努力必成燎原之势，将会对未来的文化教育史研究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